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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约作于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李白游齐州时。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这与全国经济繁荣、城市商业兴旺、西域交通发达的盛唐时代有关，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融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论稿》）更促成了当时少年喜剑术、尚任侠的风气。李白少年时代，颇受关陇文化风习的影响，因此，他自幼除勤苦读书“观百家”外，“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甚至，一生都不离剑，堪称是“文武不殊途”，兼备于李白一身。李白青年时代曾“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少任侠，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他的理想就是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功成身退。这首《侠客行》就是在以任侠意识为尚的社会背景之下创作的。
      《乐府诗集》卷六十七列于《杂曲歌辞》。郭茂倩于张华《游侠篇》前序云：“《汉书·游侠传》曰：‘战国时，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故后世称游侠者，以四豪为首焉。汉兴，有鲁人硃家及剧孟、郭解之徒，驰骛於闾里，皆以侠闻。其后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时萭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萭章。酒市有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魏志》曰：‘杨阿若后名丰，字伯阳，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后世遂有《游侠曲》。’魏陈琳、晋张华，又有《博陵王宫侠曲》。”萧士赟注云：“乐府侠游二十五曲中有《侠客行》。”李白《侠客行》乃是拟晋张华《游侠篇》所作，以表其对侠士嫉恶如仇、乐于助人、言必信行必果的向往之情。
      《侠客行》这首古风抒发了作者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李白在诗中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前八句描绘赵地侠客的形象与行为。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侠客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这是一幅粗犷英武的侠客肖像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用《庄子》典故，夸剑之锋利，诗未言杀何等样人，不过所谓侠客，总是杀不义之人，为人报仇之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侠客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侠客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的高尚人格。
      在渲染侠客精神后，“闲过”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将侠客与战国时期信陵君这样的“明主”联系起来。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接着十二句写信陵君救赵用两位侠客的故事。写信陵君款待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为信陵君的大义和感情所感动，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虽然侯嬴和朱亥都死去，但在魏都留下盛大声名，侠骨传香，不愧为当世英雄。
      诗人不仅在热烈地颂唱侯嬴和朱亥“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末二句以扬雄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李白《侠客行》一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此诗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表现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