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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介 绍

人物关系

中文名:钱泳

国籍:清朝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759年2月25日寅时（3-5时）

逝世日期:1844年10月11日酉时（17-19时）

职业:作家，书法家，学者

主要成就:明日歌（古文）

出生地: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

代表作品:《履园丛话》《履园谭诗》《兰林集》《梅溪诗钞》等。

原名:钱鹤

字:立群

号:台仙

人物经历

钱泳（1759—1844）清学者、书法家。字立群，一字梅溪，号梅花溪居士，金匮县泰伯乡西庄桥（今无锡市鸿山镇后宅西庄桥）人。

钱泳为吴越武肃王三十世孙。宋建炎初期其祖由杭南渡避台州，宝庆中迁无锡堠山，明嘉靖间又迁至金匮县泰伯乡。曾祖集选（奉麓公），祖父成基（绍美公），父亲钺（锦山公）。钱泳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清代中叶无锡名噪一时的学者。

钱泳生于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759年2月25日）寅时。 钱泳自小聪颖，五岁时能写楷书，八、九岁时工篆、隶，并随父悉心攻读古籍。14岁时在苏州得到一批汉魏碑刻拓片，朝夕临摹。后又受到工于书法和诗文的退职按察使金祖静及孙渊如、洪维存、冯鱼山、凌子、徐阆斋、成均法、时帆、覃溪诸先生的指导、研讨，文学书艺大进。17岁游吴门，后赴考举人落第，拂袖回乡，谋私塾（书馆）为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钱泳27岁时被河南巡抚、尚书毕沅慕名聘入幕府。钱泳为之校勘著作《中州金石记》，鉴品了一批书画和碑刻。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钱泳又受聘去绍兴编纂郡志，次年结束，去北方访古。钱泳在山东济宁见到了一批知名的碑刻，又结识了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永瑆奉旨刻印《知诒晋斋帖》，钱泳上京为之刊定。

钱泳随后母华太安人居住常熟钓诸，后母逝。钱泳又移居翁家庄，居住于常熟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五世从祖尚书公别墅。后钱泳建写经楼，仿汉蔡邕石经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置，群学又藏所刻汉唐诸碑于虞山石室。钱泳又钩勒和手书了一批碑版，广为流传于江浙等地，以后又传向朝鲜、日本、中山邻近各国，于是名声大振。

钱泳又擅长水利，70岁时被南河河督张井聘去协助规划水利工程，提出了一套很有见地的建设性意见。后又向上递呈了《速修三吴水利，以盈国赋，以益民田》的疏文，要求疏浚太湖支流，确保太湖周围的民田。80岁时，给松江府送去《七省海道全图》和《晏海水师》书籍，关心着国家的水利建设。

钱泳交友甚广，一生结识了很多名士，如翁文纲、王昶、孙星衍、洪亮吉、章学诚、袁子随、包世臣等学者。

钱泳著作甚丰，有《说文识小录》《守望新书》《履国金石目》《履园丛话》《述德编》《登楼杂记》《铁卷考》等30余种，皆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对后人研究金石、文史、自然科学等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钱泳原配华安人，常熟宛山东北戴家湾人。生子日奇、日祥。继配吴孺人，生子日寿、日富。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1844年10月11日）酉时，钱泳逝世，寿高八十六岁。 [2]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1846年11月10日）葬于常熟宛山。常熟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为之作墓志铭。

读明清笔记，怎么也绕不开钱泳的《履园丛话》。这本古代笔记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流畅而著称。全书分24卷，涉及典章制度、天文地理、金石考古、文物书画、诗词小说、社会异闻、人物轶事、风俗民情、警世格言、笑话梦幻、鬼神精怪等许多方面，堪称包罗万象，蔚为大观。钱泳晚年潜居履园，“于灌园之暇，就耳目所睹闻，自为笺记”，自谦其为“遣愁索笑之笔”。他自序《履园丛话》，是清道光十八年七月，时年八十。

一生未事科举

说钱泳退隐归里，是指他年方弱冠即离家远行，长年游幕异乡，足迹遍及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五十年后才回归故里，过起隐居生活来。通常读书人所说的退隐，是指做官的年老多病，做不了官了，回家颐养天年；或者是耿直气盛，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还自问胡不归；而钱泳的退隐与这些人不同，因为钱泳一辈子没做过官，甚至从未考过举人进士，故比之于做官的退出官场，更像武林人退出江湖。钱泳是清代著名学者，生前精通金石碑版之学，尤善篆书。即便到了二三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墨宝亦随处可见；如扬州的明月楼，常熟的钱牧斋墓，不一而足。

关于钱泳的详细生平，有《梅溪先生年谱》两种，均载于《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2册。

影响和作品

为钱牧斋墓立碑

钱牧斋本是明朝大臣，官至礼部尚书，清兵下江南时，率领弘光朝廷的官员向多铎投降，并派人四处张贴榜文，号召百姓不要抵抗，免得化为齑粉，故大节有亏，人所不齿。就在乾隆皇帝亦大骂钱牧斋“丧心无耻”，查禁他的著作，江南文人愈加鄙夷他是“江浙五不肖”之首时，钱泳却毅然为荒废已久的钱牧斋墓“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五字，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此若逆水行舟，要有多大的勇气才敢这样呵！

钱牧斋所著的《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及《列朝诗集》，至今仍是明清史学者所研究的重要著作。钱泳为钱牧斋墓刻字，是尊重身为文人的钱牧斋，而不是屈膝投降的钱牧斋。一是一，二是二，钱泳没错。钱泳在《履园丛话》“血袍”一节中，对抗清殉节的杨廷枢更为尊重，敬仰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考证女子裹足

通常认为，女子裹足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直至民国，前后经历700余年。所谓裹足，是把女子的脚从小用布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人称“三寸金莲”。钱泳自幼精通经史，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史学考辨。他在《履园丛话》“裹足”一节中，不厌其烦地追溯裹足的来由。钱泳考证，裹足“皆在宋、元之间”。 [3] 于是他在书中写道：“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钱泳于每个女人都得裹足的清代，发出革除这一陋习的呼吁，使他与同样反对裹足的袁枚、李汝珍、俞正燮和龚自珍等齐名。

梅溪居士、小汉碑、小唐碑、精镌碑版、山水小景

钱泳之《书学》

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丫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拨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宋四家)学鲁公者唯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位》一派。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唯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正《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唯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察真迹临摹遂入轻挑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视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唯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过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唯君谟一人而已。……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请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唯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朝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唯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着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蝉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茬第二乘。唯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又一。"又见一书卷临锺、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年亦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

钱泳之书法与金石之学颇为专门巨擘翁方纲所推许,只读翁为其「徵刻金石图序」,即可知矣.今录于此,以供参考:

为钱梅溪徵刻金石图序

集金石者欧阳、赵、娄皆有录，而无图。金石之缩图於册也自洪氏隶续始也。然图其式而已，非图其文也。近日滋阳牛氏、郃阳褚氏始缩其文而图之。于是嗜古之士皆乐其便於检核矣。然而丰碑巨制胥准丈尺而寸分之，又况泐蚀之形、古画之秘，非可望而测识者，虽世南之画肚、王粲之覆碁，无以俪其巧也。故凡执牛氏之图而沾沾议其後者，皆不谅人之甚者也。然今日欲效牛氏之为图，知作者之勤且艰矣。而先冀观者之必吾谅焉，则又不可。窃尝论之，考订之与临池，盖二事也。工书法者必皆求其博极经史以讨析之，犹之朴学之士必责以三真六草之擅能也，可乎哉？然而事有处於不得不两能者，二者阙一，必致失之千里，则缩图之作是已。郑氏之说经也，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班氏之志艺文也，曰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古人於简编之式不惮剖析若此，然未闻其著夫科斗、古隶之形皃者，道传而艺不存焉耳。今也欲沿流以溯源，因末以知本，而汉唐已後真赝杂陈，後先纷纠，则虽下垂上曲之执笔迹小异之间，亦皆可以测景於圭而县金於市也。非殚数十年之力，心营而目运者，乌足以为之哉？金匮钱子立羣视精而气专，凡吉金贞石之迹，巾箱所辑，以灯取影，不爽铢黍，其於二者合一之途，应矩而不劳矣。盖举诸家之所难兼者，一旦从容擘理而皆有之，予故为系述其所以然，以俟夫博雅嗜古之君子相与赞其力而观其成焉，事宁有快於斯者乎？士生典籍大备之日，固有後出而弥精弥信者，正不必以跨越牛氏之图为矜诩也。

按：欧阳修也。赵氏明诚。娄者，娄机。洪氏，洪适。牛氏震运。褚氏峻。

《履园丛话》一则

年轻人每每遇到事情，总是说： 我不会做。”这是很错误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了总是可以学会的；如果不去做怎么能学会呢？还有，每做一事，总是说：“等到明日再说。”这也是很错误的。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做就（应当抓紧去）做，如一拖再拖，就会耽误终身。家族中鹤滩先生写的《明日歌》非常好，附录在这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空虚）！世人苦被明日累（束缚），春去秋来老将至。朝（早晨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落下）。百年（人的一生）明日能几何（有多少）？请君听我《明日歌》。

治水必躬亲

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盖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

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缓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而随官人役亦未尝横索一钱。必如是而后事可举也。如好逸而恶劳，计利而忘义，远嫌而避怨，则事不举而水利不兴矣。

选自《履园丛话·水学》。

手抄--钓鱼岛归属铁证

发现历程

2005年，彭令在南京朝天宫发现。

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确认为钱泳手迹。

2008年6月，香港《文汇报》副刊发表彭令《浮生六记》佚文发现及初步研究。

2009年10月下旬，台湾保钓协会的专家、学者提醒彭令关注文献中琉球资料部分，发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证据。

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汇报报道，《（清著佚文手迹面世 比日本文献早76年）铁证钓鱼岛属中国》。

2010年9月，太平洋学会专家审阅评估，明确为钱泳手迹。

2010年12月20日，文献在北京以1325万元被拍卖。

散失抄本成钓鱼岛归属证据

2005年，山西书贩彭令在南京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记事珠》的文稿，后经多位学者鉴定，属于清代中期书法家钱泳的杂稿本手记，因其中有部分条目来自《浮生六记》，被认定为为《浮生六记》散失的第五本《海国记》。而这部分文字中，部分有关钓鱼岛的描述成为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又一新证。

据彭令此前介绍，《海国记》“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确认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据媒体报道，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年。

参考资料

1  《梅溪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四年，岁在己卯，正月二十八日寅时，先生诞生。”

2  《梅溪先生年谱》：“起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岁，讫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先大父年逾八旬……大父遂首肯无言，溘然长逝，时八月三十日酉时也。”

3  《履园丛话 丛话二十三·杂记上》：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必有所见，非臆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