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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介 绍

人 物 生 平

  陈布雷（1890年—1948年），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人。因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7年，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1927年，他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陈布雷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1946年任国府委员。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58岁，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

  陈布雷去世后，蒋介石追授陈布雷“当代完人”的称号。

  报界奇才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抗战时期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爱憎分明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欲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请陈布雷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故而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领袖文胆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自杀身亡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作为矛盾的人物，陈布雷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

  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这些，可能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

个 人 生 活

  八子女

  1957年夏天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一些微妙，片面强调家庭出身的“血统论”甚嚣尘上。1959年反右倾以后，陈砾先是被以“三门干部”（从家门、校门到机关门）为由，下放到山东宁津县参加劳动；1962年返回报社后又得知，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都将被调离党报机关。陈砾也得到通知：到天津师范学院新闻班去教书。这时，陈砾才意识到：作为陈布雷的儿子，家庭出身的包袱是何等沉重！

  所幸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对陈砾很了解，也很爱才，主动向领导请求，将陈砾调到出版社来工作。陈砾这才改变了去向，被调到天津人民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抓不到陈砾政治历史上的任何把柄，就用“狗崽子”、“陈布雷的孝子贤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罪名，将他关进“牛棚”，组织批斗。

  这时，令陈砾刺骨穿心的噩耗接连不断传来：由美国回来投奔革命、时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的二哥陈过，被诬为特务，在杭州跳楼自杀未遂而致残；久经考验，当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坚贞不屈的中共秘密党员二姐陈琏，被诬陷为叛徒，在上海跳楼身亡。陈砾白天参加劳动时装得若无其事，夜间就躲在被窝里饮泣。后来，当他被宣布“解放”，分配到资料室工作时，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陈砾二哥和二姐的冤案得到平反，他本人不仅迅速恢复了工作，还被提升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1981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中国出版家赴英学习小组组长，被派往英国学习考察。1982年6月回国以后，又连升两级：由副社长提升为社长、出版局副局长。不久，他因为通晓英语而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到北京，担任中国唯一向国外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并被推选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砾还是英国剑桥国际传记顾问委员会的会员、美国传记研究协会顾问委员会的荣誉成员。

  2001年，也曾做过中共秘密党员的丁群先生在拜访陈砾时，问道，你作为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儿子，对过去盛极一时的“血统论”有何评论？陈砾说，“血统论”只看家庭影响，不看社会影响和本人的表现，是封建思想的残余，其哲学根源是机械唯物论，肯定是错误的。我父亲是国民党的要员，但他的8个子女，有4个是共产党员。

  陈砾尽管和父亲政见不同，但绝不肯说父亲的不好。作为儿子，陈砾对父亲感情是很深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极端泛滥时，直接为蒋介石个人服务的陈布雷自然成了“反动”的代名词，陈砾身为陈布雷之子，“运动”一来就在劫难逃，但他还是坚持保留着与父亲陈布雷的一张合影照。后来，那张照片在抄家时被造反派当作“反革命”的证据给抄走。但等事情过后，他还是挺身而出去讨回那张照片 [9]  。

  与郭沫若之间的唱和

  1941年11月，正逢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寿辰，同时又是其从事创作活动25年纪念，为庆贺这位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中有卓越贡献的文化巨匠，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纪念活动。郭沫若所在的重庆自不用说，远至香港、延安、桂林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反映出郭沫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当时，重庆的庆贺活动最多、规模最大。时在蒋介石身边任职，被人称为“文胆”的陈布雷，也作为活动的发起人，欣然参加到这次活动之中。

  陈布雷先生早年是著名的报人，因文笔犀利、说理周全、文采斐然而名重一时。陈布雷与郭沫若，早在北伐时期就见过面。陈当时曾对郭表示过真挚的仰慕：“今日一睹沫若先生风姿，真乃三生有幸。”他们两人早年在上海从事文字工作，亦有惺惺相惜的互敬。此时，陈布雷虽在国民党上层任职，但他文人气极重，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视线，可对真正文人，他还是相当诚挚的。当别人拿来请发起人签名的“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庆祝缘起”的横轴时，陈布雷欣然签上自己名字。从后来的情况看，做郭沫若纪念活动发起人，他是乐意的，也是认真的。

  11月16日这一天，重庆大规模庆祝活动开始。当天，陈布雷写了一封热情而真挚的信，表达他的衷心祝愿：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

  《三叶集》是郭沫若早年与宗白华、田汉三人相互通信的结集，其中倾吐青春豪气，追索人生意义，探讨诗文真谛……闪烁着耀眼的光华。出版之后，风靡一时。陈布雷专门提及此书，正表达了当时的强烈印象。

  这封信有两句话颇可表现陈布雷当时的心情：一为“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这正是旧时文人从政后常常发出的感叹。陈布雷当年文采风流，是很愿意在文坛上有一番作为的，不料涉足政坛，为人操刀，此中苦衷，难为外人言，故有此感叹。另一句“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从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布雷虽身在政坛高层，但文人习性大致未改，对官场的那一套颇不适应，故内心并不舒畅。此时借向文化人庆贺之际，真情吐露，也极有感染人的地方。

  文之不足，陈布雷还在信后附上一组诗，表达庆贺之忱：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这一组诗，从郭沫若当时的影响，写到他的业绩成就；从他的作为，写到诗者的真诚祝愿。对于久不作诗的陈布雷，这也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接到陈布雷的贺函及贺诗，郭沫若亦情不自禁。他也赶紧回陈布雷一函，函后附有步陈布雷诗原韵的和诗一组：

  畏垒先生赐鉴：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猥蒙发起纪念；并叠赐手书勖勉，寿以瑶章，感慰之情，铭刻肝肺。敬用原韵，勉成俚句以见志。良知邯郸学步，徒贻笑于大方，特亦不能自已耳。尚乞教正，为幸。

  “畏垒”是陈布雷的笔名，当年曾以此署名而名动一时。郭沫若在此以“畏垒”相称，自然有对其当时才情、笔力的推重，也回应了陈布雷“时余同客海上”间的惺惺相惜之忱。

  郭沫若和诗写成之后，将它们与陈布雷之诗一并交给重庆《大公报》。这两组唱和之诗于11月28日同时在该报刊出。在两组诗的前面，编者还加了一段按语：

  11月16日，郭沫若先生五十生日，在渝友人为举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陈先生贻书，有“国运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之语，旋复赠以此诗，郭先生得之甚喜，即贺四律。

  《大公报》发表这两组诗的第二天，另一家《扫荡报》也予以刊出，一时引起很大反响。作为蒋介石“文胆”这样特别身份的陈布雷，对文化人郭沫若表现出的真挚及相通之情，透露出其书生内心的许多信息。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位先期以才思横溢、笔扫千军一时闻名，后来却成为代“领袖”操刀的文人的复杂心境，确实有可以格外珍重的地方。

轶 事 典 故

  被蒋介石启用

  陈布雷，本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陈布雷早年为《申报》撰稿，后来任《商报》编辑部主任，文字俊雅，长于时事政论。 陈果夫早就看出陈布雷是可用之才，时常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给外界造成“有先见之明”的感觉。1926年春起，陈布雷屡屡撰文评论国共关系，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同年11月，陈果夫转呈总司令求贤若渴之意，坚请陈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谒蒋。接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面试，蒋介石目光中闪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吓得衣饰讲究的潘公展眼光闪缩，举止僵硬。“眸不正则心术邪”，笃信相术的蒋介石对潘公展泛起一丝反感。陈布雷嘴瘪唇翘，头发蓬松，像是一个埋头做文章的书呆子。蒋介石问以如何对付上海的工人运动，潘公展抢答在先：“总司令自有妙策。”此类等于交白卷的讨好是不受蒋介石赏识的。正襟危坐的陈布雷用谦卑的口气回答道：“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势，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蒋介石微微点头，对他俩的取舍之意已定。

  落选的潘公展先期返沪，陈布雷入迁总司令部居住，继续接受考察。笔试的题目是“告黄埔同学书”，按照蒋介石指示的要点，用校长和总司令的口气写。陈布雷凝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蒋介石看过文稿，点头称许。3月，陈布雷辞别蒋介石，5月赴宁，接受中央党部书记长职位。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侍从，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专心致志处理党政机要，撰写书信文告。堆积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报，一经他整理，很快就变成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的汇总情报，供蒋介石审批、决策。蒋介石“著作等身”，陈布雷是主要代笔人。蒋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记》 ，陈布雷曾说是他执笔的。至于蒋介石的文告、演讲辞，十之八九出自陈布雷之手。而他本人笔耕一生，却没有传世文集。对蒋介石而言，陈布雷可谓忠贞可鉴，竭力奉献。

  亲属情况

  陈布雷的亲属和晚辈，在道德传承上与他有相通之处，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没有人学他的愚忠，走他走过的政治道路。

  陈训慈（字叔谅），陈布雷的二弟，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图书馆馆长。陈布雷的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弟，陈训余、陈训惠、陈训愿都曾留学日本，从事过新闻工作。陈训惠在抗战期间曾任外交部亚东司专员，1949年在驻智利领事任上得知新中国成立，即宣布脱离台湾国民党当局，以起义人员的身份投奔新中国，在北京任职于国际关系研究所。陈训愿迁居美国，在91岁高龄之际回乡探亲祭祖，随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属和孙辈共15人。陈训愿老先生感叹道：“快一个世纪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故乡湖光山色之美，胜于当年！”

  陈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导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场的恶浊，因此严禁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成为农产品专家，次子陈过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后来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四子陈迈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

  陈布雷虽然不赞成子女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在抗战期间，却积极鼓励晚辈从军救国。1943年末，陈布雷得知侄儿陈迨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十分高兴，写信勉励。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三子陈适（时在同济大学学习测量专业）积极报名加入炮兵；四子陈迈（时在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主动报名参加工兵。陈布雷知道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幼子陈远因未到从军年龄，在体检时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以增加体重。

  在陈布雷众多子女中，二女儿陈琏的经历最具传奇色彩。陈琏出生之时，其母即去世。陈布雷将丧妻之痛推归于小陈琏，把在襁褓中的她扔出窗外。幸而陈琏命不该绝，被窗外的天棚接住。外婆担负起扶养她的职责。后来陈琏一度跟随父亲生活。陈布雷对女儿心怀愧疚，因此对她格外关爱。然而，陈琏选择了一条与其父分道扬镳的道路。1939年7月陈琏在高中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宣布与家庭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部长。文革中她却被诬陷为叛徒和国民党的孝子贤孙，1967年11月19日，陈琏写下遗书，跳楼自杀，结束了才48岁的生命。

  陈重华：陈布雷的孙女，民革浙江省委会原副主委。

  共赴自杀路

  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她出生于1919年，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杨品仙就患产褥热去世。

  和女儿--两代悲歌

  情深的陈布雷把这一悲剧归罪到了女儿身上，一天精神失常竟将哇哇啼哭的小陈琏塞进了痰盂。当惊闻哭声的家人们赶来相救时，陈布雷却疯狂地将陈琏扔往窗外，幸亏窗户外的篾棚托住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女婴。清醒后的陈布雷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后，十分内疚不安，至此倍加疼爱陈琏，并当即为其取了乳名“怜儿”。 长大后的陈琏和陈布雷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南辕北辙，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后暗中加入了中共，并于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北平学委书记袁永熙结为夫妻。但不久就在1947年9月双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因为没有暴露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被陈布雷保释。

  1948年11月，陈布雷有感于蒋介石政府的即将破灭而自杀。陈琏得知父亲死讯，十分难过与痛苦，政治理念上的选择并没有割断父女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陈琏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便是全国解放后袁永熙因被捕遭到开除党籍(后重新入党)处理时，夫妻二人还是相互勉励，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

  1956年，身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袁永熙又因为旧话重提，被降职为校长助理。怜儿此时知道丈夫冤枉，加倍疼爱，试图用自己的温情来抚平丈夫心中的创伤。然而，整风时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的袁永熙稀里糊涂地又变成了清华大学党内“最大的右派”，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领导们出于对怜儿的“关爱”，反复动员怜儿和袁永熙离婚。为了自己身边的3个儿女，38岁的怜儿离开了情深似海的丈夫，走上了自己独自抚养3个儿女的道路。后来怜儿下决心离开北京到上海，临行前抱着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哭道：我所以下决心离开北京，是因为在北京走到哪里，都会想起一些事情而心酸。现在孩子渐渐大了，我怎么对他们讲你舅舅的事？

  怜儿至死未再婚。但每次从上海去北京开会，都要约孙士询到自己的房间住上一夜，为的就是打听了解袁永熙的近况。每一次都是边听边哽咽着流泪到天明。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也曾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怜儿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连称讲得好，但她还是摆脱不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命运，“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怜儿的头上。周围的压力，儿女们的诘问，怜儿感到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她大概想起了父亲，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怜儿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而下。人们从她的书桌上发现了遗书：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